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蘇區成立。為了促進紅白區間的貿易往來，鞏固和壯大新生革命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決定設立邊境稅關，并制定頒布了《關稅條例》《關稅征收細則》等法規。自1931年起，中央蘇區先后在江西贛縣茅店設立稅務所，在福建上杭官莊、同坑塘、石圳潭等地設立關稅處。在近四年的稅關工作探索和實踐中，中央蘇區廣大關稅干部“一邊御敵，一邊收稅”，有力保障了紅色政權的運作、革命戰爭的勝利和蘇區經濟社會的發展。
面對敵人殘酷的軍事“圍剿”和嚴密的經濟封鎖，中央蘇區廣大關稅干部秉持“一切為了蘇維埃”的堅定信念，書寫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的感人事跡。汀州關稅處主任黃石生為了保護稅關和賬本，被捕后歷經嚴刑拷打，直至犧牲前一刻，仍在高喊革命口號。中央稅務局第二任局長陳篤卿嘔心瀝血、長期勞累，下鄉調研時昏倒在路邊，不明真相的群眾要去質問稅務局長，為什么讓干部帶病工作，卻被告知，“他就是稅務局長。”筠門嶺關稅處面對走私奸商的貴重禮物和重金收買，不僅嚴詞拒絕，更乘機派出緝私隊，直搗走私集團老巢……
中央蘇區廣大關稅干部胸懷解放天下大眾的共產主義理想，抱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必勝信念，始終與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嚴格把關忠實履職，清正廉潔一塵不染，艱苦奮斗擔當奉獻。
蘇區關稅干部隊伍是一支有著遠大理想和堅定信念的隊伍。他們把自己的命運與黨的命運、蘇區的命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聯系在一起，自覺扛起歷史重任，用鮮血和生命鍛鑄了紅色稅魂。
蘇區廣大關稅干部胸懷解放天下大眾的共產主義理想，抱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必勝信念，無論戰爭多么殘酷，環境多么惡劣，都堅決聽黨話、跟黨走，在紅色稅關的創建工作中，舍生忘死，義無反顧地奉獻一切。
中央稅務局首任局長李六如參加過武昌新軍反清起義，被授予陸軍少將軍銜。1935年初中央蘇區淪陷后，他在陳毅和項英的領導下，參加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不久在吉安被捕，遭到了毒打、跪鐵鏈和火烙等酷刑，但他始終嚴守黨的秘密，堅決不投降、不招供。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后，經黨的營救，才重獲自由。作為蘇維埃稅關的開拓者之一，他一生都堅信馬列主義，忠于黨，忠于人民，保持了偉大的革命氣節。
汀州關稅處主任黃石生是一位對黨和人民忠誠的稅務干部。1933年10月福建事變后，蔣介石派出3個師的兵力截斷福州、廈門通往瑞金的交通要道和物流通道。1934年5月，敵軍1個團包圍并進攻汀州關稅處。黃石生帶領3名關稅員和10余名赤衛隊員攜帶稅款和賬本向松樹嶺轉移，三天后彈盡糧絕、饑困交加。他們把稅款和賬本埋在樹下走出山林后很快被敵人抓獲。敵人把他們捆在祠堂的柱子上，用木棍打，用通紅的火鏟烙，施盡了酷刑，仍一無所得，便將他們交給了地方靖衛隊。靖衛隊押著他們游街示眾。黃石生高喊口號，氣急敗壞的靖衛隊拿起刺刀殘暴地割掉了他的舌頭，最后開槍將其殺害。
蘇區關稅干部隊伍是一支植根人民、凝心聚力的隊伍。他們深知關稅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與人民群眾始終保持著血肉聯系，從而得到了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蘇區關稅干部基本來自基層人民群眾，如筠門嶺關稅處第一任主任喻鰲和第二任主任劉永亮均為縫衣工人出身，第三任主任楊占線為店員出身，工作人員多從店員、木船工人、苦力工人招錄。在黨的教育下，他們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宣傳、發動、依靠和組織群眾，努力把關稅政策說到人民群眾的心坎上，努力給人民群眾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
蘇區關稅干部經常通過報刊宣傳、發布布告、張貼標語、文藝表演等方式，開展關稅政策宣傳，使群眾明白關稅可以使紅軍“有飯吃，有衫著”，使生產更有發展、生活更有保障的基本道理。《建立關稅制度宣傳綱要》以通俗簡明的語言宣傳了設立關稅的目的、意義等。當時，筠門嶺關稅處辦公點有一棵枝繁葉茂的老樟樹，門前有一塊用來演戲的空坪，大家經常在此召開群眾大會，組織文藝演出，學習宣傳關稅政策，批斗揭露不法商人，動員群眾加強與白區的貿易流通，想方設法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
為打擊不法奸商的走私行為，關稅干部積極發動群眾提供走私線索。1933年，筠門嶺關稅處高排關稅分處武裝班班長張福建得到群眾舉報，有人帶兩大包人參偷逃關稅。他便化裝深入仁生堂藥店，一舉查獲走私洋參30余斤，依法課以100%的重稅，后按照政策規定，拿出3%獎勵舉報者，實打實地兌現了承諾。1933年3月，江西省擴大的第二次全體執委會通過的《關于財政問題的決議案》規定，關稅征收處設“招待員一人”“要設招待處，招待客商，特別要招待船夫苦力工人，使他來報告舞弊者”。
為維護蘇區人民的根本利益，關稅干部在執行好關稅制度的同時，還積極協助外貿分局和區鄉組織“采辦隊”，到白區采購食鹽、煤油、布匹、藥品等急需物資，甚至派出武裝人員保護從白區偷運物資的群眾，以幫助消費合作社解決貨物的來源和銷售問題。為嚴防有毒有害物質和疫情傳入蘇區，他們立足第一線，實行了嚴格的監管和查驗。他們還協助蘇區政府抓好分田、擴紅等工作，積極參加“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幫助烈軍屬耕田收割等。
蘇區關稅干部隊伍是一支依法行政、嚴格把關的隊伍。他們嚴格遵守政策法規、忠實履行崗位職責，得到黨和人民群眾高度信賴。
蘇區關稅干部在生活上堅持低標準，在工作上卻堅持高標準。他們認真研究政策法規，不斷增長照章征稅的本領，積極配合做好禁限物品和出入人員管控等工作，努力“創造第一等的工作”，展示了較高的專業素質。
1932年春，中央造幣廠鑄造出限于蘇區流通的貳角銀幣，不久市面上就出現了相應的偽幣。對偽造蘇維埃統一貨幣、意圖摧毀蘇區經濟的行徑，關稅干部進行了不懈斗爭。1933年8月，瑞金黃安區禾安鄉地主賴以輝，借去廣東購貨之名，偷運粵系軍閥假造的蘇維埃貳角銀幣170元，企圖運進蘇區，被警惕的吉潭關稅處干部查獲，最后被判處死刑。
1933年4月，為保持蘇區現金流通，便利市場買賣，防止豪紳地主資本家私運現金出口，中央政府頒布實施《現金出口登記條例》，山梓腦關稅分處干部日夜值勤，加強盤問和檢查。一天，兩個轎夫抬著一頂竹轎來到關卡前。轎前有一個戴瓜皮帽，身材清瘦，眼神溜轉的賬房先生，轎上坐著穿長衫馬褂、戴禮帽的順通布號老板盧義山。賬房先生滿臉堆笑著跑前跑后，又是遞煙，又是套近乎。檢査人員認真査驗了兩人的行囊，核對出關證明上載明的辦貨銀元數目，沒有發現什么問題。這時，一個抽旱煙的檢査人員隨手用竹煙管在竹轎杠上敲煙灰，竹杠發出撲撲的悶聲。盧義山臉色驟變，眼中閃出一絲驚慌。檢查人員當即認真檢查竹轎上的竹杠，只見竹杠管端封著暗黃色的蠟，撬開封蠟后是一團團的草紙，草紙揪出后用鐵條捅，但捅不通。提起竹轎往下倒，暗藏在竹杠里的銀元嘩嘩地掉了下來。檢查人員上前扣留了盧義山，送交區蘇維埃政府懲辦。
蘇區關稅干部隊伍是一支清正廉潔、一塵不染的隊伍。他們嚴于律己，公私分明。他們是廉潔自律的典范。
中央蘇區時期，黨和蘇維埃政府非常注重反腐倡廉建設，從中央到地方的許多領導以身作則、廉潔奉公，在他們的教育和影響下，創建了“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也創造了十分廉潔的稅關。廣大關稅干部嚴格自律，留下了許多廉政佳話。
1933年3月，中央財政人民委員部部長鄧子恢到瑞金縣指導工作，住在縣消費合作總社。縣蘇維埃政府特意關照總社，給他安排了一個單間，每天的伙食標準為1角錢，但鄧子恢拒絕了，堅持和縣總社的工作人員一起睡在樓板上，每天與職工伙食標準一樣為5分錢，從不搞特殊化。元宵節那天，縣總社主任周宗源考慮到鄧子恢身體不好，讓管理員到附近的小飯館買了兩元錢的炒豬肉。開飯時，鄧子恢發現自己桌上擺著一盤豬肉，還有米飯，而其他人的桌上只有紅薯稀飯和一點腌蘿ト干，立即問清原因。當他得知這是用公款專為自己買的時，嚴肅批評了周宗源，讓管理員將豬肉退回飯館，并將自己的那份米飯倒在紅薯稀飯里，讓大家一起吃。他盛了滿滿一碗稀飯，風趣地對大家說：“來，今天元宵節，咱們痛快地吃個飯，這又甜又香的紅薯，蔣介石想吃也吃不著！將來待革命勝利了，我請大家上南京大飯店吃西餐酒席。”一番話說得大家熱淚盈眶。在鄧子恢的影響下，瑞金縣總社工作人員將節省下來的3000多元經費支援給了紅軍，被中央政府授予“模范縣總社”的光榮稱號。
茅店關稅處工作人員每天經手的物資、銀元成千上萬，但從不占用一分一毫。老關稅員陳水北回憶：“一次我們從船里背鹽上岸，由于長期缺鹽腿發軟，我們這些年輕人背1包四五十斤的鹽都很吃力，我們拄著木棍爬行，累得滿身出冷汗，但是我們沒有吃一粒鹽。想想前方作戰的紅軍，想想醫院里的許多傷員，對這些鹽我們動都不敢去動。”
筠門嶺關稅處也給世人留下了“千金難買一條道”的故事。當時，以大奸商朱德坤為首的走私集團，在會昌縣各地大批倒賣糧食走私出境，筠門嶺關稅處接連3次將其查獲，沒收了近10萬斤糧食，罰了5倍的稅款。為謀取非法利益，求得關稅干部“關照”，朱德坤派了兩名小商販挑了幾擔貴重禮物來到關稅處，找到負責人說，只要你們以后讓糧食出境，朱老板愿贈銀元5000塊、黃金30兩為謝。關稅處嚴詞拒絕了他們的賄賂，還乘機派出緝私隊，直搗走私集團老巢。筠門嶺關稅處3個月內查獲走私偷稅案件240多起，沒收28萬多斤糧食以及一批煙土、金銀和首飾。
中央蘇區關稅干部隊伍是一支艱苦奮斗、擔當奉獻的隊伍。他們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切為了蘇維埃”，一心撲在工作上。
中央蘇區時期，無論是中央政府主席還是鄉蘇工作人員，無論是中央稅務局領導還是基層關稅干部，一律沒有薪餉，月終僅有少量的伙食尾子分作零用錢。本地干部還要自帶米、衣褲、被褥等來辦公，外地工作人員每天僅供給0.75斤大米和3-5分錢菜金。雖然生活異常艱苦，經費壓到極限，辦公條件又極差，但蘇區稅關干部仍忘我工作，無悔奉獻。
中央稅務局成立之初，隨財政部擠在瑞金縣葉坪村謝家祠堂上廳十幾平方米的右廂房內。1933年春隨財政部遷至沙洲壩村楊氏桐后，才有了1間小小的辦公室。隨著稅務機構的壯大和人員的充實，1934年7月從財政部遷出，單獨在瑞金西北部的云石山石下塘村上新屋梁氏補屋辦公，有了20余間用木板隔成的小房子。每個房間1張桌子、1張床、1盞馬燈、幾條凳子，大家吃住都在這里。中央稅務局首任局長李六如、繼任局長陳篤卿等經常挑燈夜戰，親自起草各類文件，還經常帶領大家用石磨石臼加工雜糧。只要局長站在祠堂中央大喊一聲，大家馬上就齊聚到一起商量研究工作，且議而有決、決而必行，毫不拖沓。
廣大關稅干部本著“節減一文錢即是對革命有一文錢的幫助”“浪費一文錢實等于革命的罪人”的理念，積極響應臨時中央政府發動的節省運動。他們以野菜、紅薯充饑，每人每日節省二兩米以支援紅軍。沒有鹽吃，就刮老墻土、挖地腳泥，送到硝鹽廠熬硝鹽，吃起來又苦又澀，難以下咽。一年四季鍋里難得見葷腥，碗里難得見油花。閑余時上山開荒種地，撿柴燒炭。他們節省筆墨紙張，起草稿件就用紙頭，信封用廢紙來做，還把包糖果等副食品的紙、包中藥的紙當作書寫紙，甚至在清明節前后到墳地上撿草紙。根據地煤油極為緊缺，辦公照明點的是菜油燈，為節省用油，每3人共用1盞油燈，且每盞燈只點一根燈芯。1934年3月，中央政府各部預算開支僅2831元，其中財政部只有334元。
中央稅務局第二任局長陳篤卿因嘔心瀝血、長期勞累，加上營養不良，有一次發著高燒下鄉調研時，昏倒在路邊。一位群眾看見了，生氣地嚷著要去找稅務局長，質問他為什么不關心同志，讓干部帶病工作。旁邊的人指著陳篤卿說：“別找了，他就是稅務局長！”陳篤卿就是這樣，為了蘇維埃稅收事業，把使命看得高于生命。1934年冬，他跟隨主力紅軍長征。翌年犧牲于長征途中，新中國成立后被追認為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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